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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:看不见的规则

发布时间:2016-05-20

那是个深秋的中午,我把台式电脑放置在睡眠状态,离开工作间,乘电梯去楼下COSTA咖啡厅,曾经在留学期间瘦到历史低点,而后,进入工作岗位,竟然出现了报复性反弹,甚至有些失控。于是我选择了咖啡充当午餐,减肥加上提神的双重功效,让曾经从不喝咖啡的我入乡随俗,不能自拔地进入了苏格兰“主流社会”。我选择露天的座椅,桌上玻璃板映出飘动的白云。当我抬头舒活颈椎的当儿,看到了久违的天空,久违的蓝色……

  这是我在Motherwell College工作时的某个午后剪影。惬意是我所追逐的。我一直把生活当成话剧,过了第一幕或第二幕的铺垫,一定能迈进轰轰烈烈的高潮。然而我的期盼几乎每一次都落空了,阶段性是伪命题,起伏也是伪命题,常态是一条振幅极小、趋于水平的直线。

  在Motherwell College的工作按部就班,我每天穿梭在业务发展、市场、教学研究和实习管理等多个部门之间。Anna看到我忙忙碌碌的样子,毫不吝惜地送来她那灿烂的笑容,还会搭讪几句。她说自己在这里工作了30年,每天都是周而复始地忙碌,仿佛苏格兰的火车,准时准点,来来回回,天天如此。

  Motherwell火车站算个小站,每天往返格拉斯哥(当时我住在格拉斯哥)的过路列车只有四班。循环往复的生活随着火车进站、出站,车窗外的风景也是那样秋去冬来,没有任何变化。不变的场景却孕育了变化的心思,工作是否该换换节奏。

  我在国内养成的活络思想,随着之前的“出奇制胜”,又被唤醒了:仗着效率高的优势,我开始盘算着是否能在做完当天工作的前提下早点下班。下班是5点,而每个工作日下午4:43那一班回格拉斯哥的火车要是赶不上,就只能等到晚上7点了。碰巧由于办公室装修,我被临时分配到另一个部门的办公间,与Theresa同屋。这里天高皇帝远,应该可以早走几分钟。于是,我4:35一到就开始收拾东西,与Theresa打声招呼,就溜出了校门。如此每隔两三天我就来这么一次。

  一天,Anna打电话让我去她的办公室,一推门,正见到Theresa在低声对Anna说着些什么,见我来了,她的眼光迅速移开,说了声再见,便出了门。我立刻觉得可能要“出事”。果然,Anna对我说:“Andrew,我们的下班时间是5点,刚才Theresa反映你4:35就离开办公室,这对别的同事来说是不公平的。”Anna的语气很严肃,她的慈祥也被脸上的阴云遮蔽了。“我只是想赶上火车,否则回家太晚。”我一下子成了刚毕业的大学生,只剩下无力的辩解,而这辩解的理由无论从中国还是苏格兰的角度都是弱不禁风的。Anna自然不能接受这种矫情:“这是你个人的事,我们在Motherwell工作都要遵守这里的规定。”“对不起,这是我的错。”被告发,还狡辩,我无地自容,只得认错。“不过,David也住在格拉斯哥,他每天开车上下班,我问问他是否可以让你搭车。”Anna挑了挑眉,脸上又恢复了平日的温和,一边说,一边打电话给David。我始料未及,自己的小聪明破产了,却得到了比早退更好的结果——搭便车,连火车票都省了。从致歉到致谢,从灰头土脸到心悦诚服,苏格兰人的批评教育比国内的民主生活会实在多了。

  被“举报”之后,我开始小心起来,Motherwell很小,而Motherwell College是个更小的世界,什么事情都藏不住。

  一个月后,部门圣诞节聚会开始了,仿佛国内的新春“茶话会”、“团拜会”什么的,香槟、红酒、茶、咖啡、香肠、饼干、薯片,大家济济一堂(屋子不大,挺挤的),大吃、大侃、大笑。酒过三巡,便已经八卦四溢了。苏格兰人的“笑点”低,一丁点儿的糗事都能惹得哄堂大笑。政治的、足球的、家庭矛盾的、旅游轶事的,抓住外部世界的笑柄,也不忘学校内部的蛛丝马迹。几乎每个人都自嘲一通,再挖出另一个同事的龌龊经历。我在一旁,听得懂的捡笑,听不懂的陪笑。同事John最为活跃,他机敏的眼神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,不经意的四目相对,他盯着我突然顿了一下,然后指了指墙上的圆形挂钟,对我说:

  Andrew, it is time now.(Andrew,你的时间到了)

  What?(你说什么?)

 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John煞有介事地急速冲到墙边,跳上椅子,把挂钟摘下来,一边拨着表针,一边诡秘地冲我挤挤眼,然后举到我面前:

  Check it out. This is your time.(你看,到时间了)

  此时,涌起一片狂笑,我被巨浪包围,中间漂来那个指向4:35的挂钟……世界真是太小了,没有秘密可言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

  这看不见的规则实际上是苏格兰人长期自觉形成的行为习惯,是维系人与人平衡的杠杆,是社会公平原则的基石。孔子说“君子慎独”,倒是苏格兰人更胜一筹,深谙此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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